人口红利高峰在中国渐渐退去，但正在印度强劲到来。印度会超过中国吗？这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印度，这个一直因其“肮脏混乱”被轻视和取笑的国家，似乎正在奔向与中国匹敌的地位。在我们观察印度的时候，遗漏了什么？印度蕴含了什么能量，还为我们所不了解？印度的脚步声逼近之际，已经到了我们抛弃成见、重新观察印度的时候。“印度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把生命奉献给印度独立运动的圣雄甘地曾这么说自己的祖国。
“你知道Delhi Belly这个词吗？”英国广播公司（BBC）摄影记者马尔科斯一脸坏笑地问本报记者—这是一个“印度造英语”单词，可以翻译成“德里腹泻”。马尔科斯正准备前往印度进行一个主题拍摄。和很多对印度有一知半解的旅行者一样，他已经做好了腹泻一周的打算。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在德里举行时，曾被称为“肮脏运动会”。连久离故土的印度游子也难以适应故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在首访印度的时候，曾惊讶于祖国的肮脏无序、混乱不堪，惊讶于农村普遍存在的各种陋习和近乎蒙昧的状态，以至于他在游记中含讥带讽地写下了“（在印度）大便是一种社交活动”这样的语句。
混乱肮脏的印度，还是闪光的？在一贯以政府效率、基础设施和工业现代化进展著称的中国，普通民众看待印度时，难免产生优越感。中国网络上流传的一个笑话说，在印度洗淋浴的时候，千万不能唱歌，否则就会闹肚子。印度的传统葬礼仪式照片，被中国网民以“恒河浮尸”的惊悚标题广为传播。信息时代的猎奇者，依然能搜集到足够的图片和见闻，来支持外界对印度的传统想象，如糟糕的卫生、肮脏的环境、过于密集的人口、残酷的种姓制度等等。在甘地去世63年之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印度问题专家马加力教授依然承认：“中国的多数人认为，印度是一个非常保守、混乱和落后的国家。”
右图：在印度东部丛林地区，村民开始使用太阳能，传统生活方式有所改变但是，旅行者的图片和文字构建的印度形象，与一个数字和概念构建的印度形象却不甚相容。猎奇游客的惊鸿一瞥，并不妨碍观察家们作出一些闪光的评价：“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印度要当世界的办公室”、“全球外包中心”，“印度宝莱坞是仅次于美国好莱坞的第二大电影工业基地”……而在过去十多年里，后者是全球各大媒体和评估机构最着迷的题目，尤其是因为它们与印度混乱的表象同时存在。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在过去20年中，印度的年均GDP增速高达5.8%，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名列前茅。目前，它已经是世界上第十大经济体。要是按照购买力评价（PPP）来计算的话，印度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经济学家，印度的“改革之父”）在2010年雄心勃勃地宣称：“印度经济增长率有望在未来两年达到10%，与中国相媲美。”这并非不切实际的话—在中国刚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当中，下一个5年里GDP的平均增速被设定为7%。印度的GDP增速要超过中国，看来在短期之内就能够实现。虽然印度表面并不闪闪发光，其内核竞争力之强劲却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人，走近些中国人对印度的情感微妙复杂，因为印度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颇似两个表亲之间的较劲：同样是数千年文明，同样拥有十多亿人口（并且比中国人口年轻），同样拥有核武器和不断壮大的海军，同样经济高速发展，同样被认定为“新兴市场国家”，同属“金砖五国”之一—这个国家恰好又跟中国在并不久远的现代史中有过一场失败的战争，有着漫长的边界和大面积的领土争端，并扼守在中国能源进口通道南线的印度洋之上。它们曾经是不结盟运动的合作者，又曾在大国外交当中满怀猜忌：中国和“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维持“全天候的友好关系”，印度则选择与俄罗斯保持“特殊利益的安全关系”，彼此之间进行牵制。直到世纪之交，两国的外交关系才走向现实。2005年，中印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第一条新德里到北京的直飞航线，是在2006年才正式开通的。
右图：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妇女身着传统服装，坐在家里打手机正因如此，不少中国人对印度的判断依然很容易失之轻率和表面化，无论是对习俗、文化、国际关系还是国内体制。不过，这些判断在更深一层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就会改变。
印度是一个有着多元宗教的国度，习惯“大一统”的中国人是难以想象的。著名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善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中提到，印度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和犹太教等多重宗教信仰，仅在印度教当中，信仰的神祇就多达3.3亿（印度超过80%的人口是印度教信徒）。此外，这个国家还有23种官方语言。要保留和尊重这么多的宗教和信仰，就必须保留和尊重长久以来的一些习俗，即便它们看上去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对于前述中文网络上广为传播的“恒河浮尸”，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印度人B·辛格先生向本报记者解释说：“我的祖父去世之后，骨灰撒入恒河。这是我们的习俗。”另一方面，印度博大精深的文化在中国有大批的拥趸，如在过去几年中，印度大师克里希那提关于修行的经典书籍在中国城市里流行，让人想起1990年代瑜伽在中国的风行。今年5月，北京将举办庆祝印度诗人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的纪念活动。历经高速城市化的中国人开始重新看待印度的宗教，中国一位著名记者在印度旅行了一个月之后，对本报记者总结道：“这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度，对比中国社会的喧嚣和浮躁，印度人的心态十分平和。”
看待地缘政治时，中印双方依然都存在“零和游戏”（一方所得正是另一方所失）的思维习惯，这是冷战的遗产。中国《环球时报》2011年4月份报道印度的时候，用“印（度）……将（中国）区域互动当做战略威胁”的措辞，批评印度对于中国的戒心。印度前驻华记者艾蓓（Pallvi Aiyar）对本报记者说：“能源问题导致的印中竞争是‘结构性’的，何况两国还存在领土争端。”
右图：2011年4月7日，一位象夫坐在象背上，在新德里马路边的停车区休息但“零和游戏”远非中印之间唯一的关系。中国媒体和网络上，批评印度联合美国（或者日本）制衡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印度和中国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他用一句简单的话总结了网上流行的冷战思维：A和B联手针对C，或者B和C联手针对A，这种合纵连横的战略手腕如今“都是一些老套的思路”。在2009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上，中国就和印度携手合作，组成了独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基础四国”，致力于改变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制订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游戏规则。在海南三亚刚刚结束的“金砖五国”峰会上，中印共同提出改革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吁。艾蓓对于目前中印关系的总结更加清晰：“我觉得，现在世界发展的趋势是松散化。你可以在这个领域跟此方结盟，然后在那个领域跟它竞争。”
对印度看似“十分混乱”的民主制度，中国人也逐渐意识到它自有其规律。在马加力教授的著作《崛起中的巨象》里，观察了2009年印度大选：选举持续了一个月，7.14亿印度选民冒着40℃的高温投票，1000多个政党参选。有600万工作人员为选举提供服务—它并没有乱成一团，反而进行得越来越好。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景奎教授认为：“印度的政治是稳定的，其根本在于它有民主制度。”正是这个制度，保证了一个有数亿神祇、23种官方语言和11亿人口的国家20多年持续发展，而且早在1947年独立之后，就历史性地消除了本国的饥荒问题。这个制度并非在印度凭空产生。B·辛格先生认为，英国人留下的民主制度、文官制度以及英语，是印度至今维持稳定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有一个例子让人颇感意外：1965年，印度南方因为语言问题发生骚乱。当地人宁可使用英语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也不肯承认印地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并声称要脱离印度。最后解决问题的方式，竟是延长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时限，这次分裂危机就此暂时渡过。虽然英语是一种“外来语”，殖民史也已经过去很久，但它依然能在印度政治中起到粘合剂的作用。
右图：印度宝莱坞号称“世界最大电影生产基地”，每年大约生产900部电影。图为宝莱坞影片在孟买上映当然，印度人也要忍受民主的软肋和弱势政府的表现。《印度斯坦时报》驻华记者帕蒂尔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了一个笑话：“新德里和北京都是堵车严重的国家首都。北京堵车是因为汽车过多，而新德里堵车却是因为示威游行的民众太多。”1989年到1999年期间，印度的政坛动荡导致9次政府更迭。自1990年代起，因为印度教教派主义运动的兴起，一度引发了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官僚机构效率低下，令外来者难以忍受。但印度人依旧为民主制度感到骄傲，不愿为了效率将其牺牲。1970年代，当英迪拉·甘地试图建立国大党的威权专制时，她被选民所抛弃，直到她改变选举方针，才在1980年重新当选印度总理。
当中国人朝印度走近些，他们的看法自然就会分化。2011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做了一个调查—“中印青年对对方国家的看法”，据姜景奎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北大和印度德里大学的受调查者当中，都有“百分之十几”的人认为两国互为竞争对手。另外一所中国大学西安交大的被调查者当中，却有“百分之四五十”的人认为印度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在同一个国家里，对外国的认知也是有差别的。如何看印度，是一个视角取舍的问题。”姜景奎教授总结说。他认为，不能用别人的尺度来衡量中印关系，中国现在对于印度的认识，“建立于西方认知的基础之上”：以所谓中印之争是“龙象之争”为例，其实印度人崇拜的偶像是孟加拉虎，“大象”这个象征是西方世界加给它的，归根结底，“龙象之争”是部分英语精英提出的，但在普遍意义上，这不为印度人所接受。
右图：印度公立小学的学生享用免费午餐。“Mid Day Meal”计划旨在使所有学生免于饥饿，增加入学率，降低缺课率，增进不同种姓学生的交流矛盾的印度和镜子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依然充满难以想象的矛盾。
虽然它解决了饥荒问题，却仍有4亿印度人营养不良。它在孟买建起了现代化的大都市，却在市郊存在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印度以自己作为“世界的办公室”、承接大量美国外包产业而自豪，但庞大的乡村却停留在农业时代。曾在印度卡纳特卡邦农村调研的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石嫣告诉本报记者，在村子里，除了向导没人会说英语，手机普及率几乎为零，只有村长家里才有手机和电话。“整个村庄还沉睡在封建时代当中，年轻人跑到城市里去了。”石嫣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Factbook数据统计中，2011年印度的识字率是71%，虽然已较刚独立时有了极大提升，但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仍存在知识鸿沟。
中国的学界也一度发现印度民主制度之中的矛盾—它实际上是民主制度之下的“一党专政”。B·辛格先生认为，这是印度的民主特色，而并非“专政”。在印度独立后的64年间，尼赫鲁-甘地家族领导的国大党执政时间长达52年。北大从事印度研究的硕士生张忞煜从另一个角度提到了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北方政治集团：“当年尼赫鲁和国大党政治斗争的失败，在于他们仅仅了解德里那个小英语圈子的媒体在说什么，并且以为那就是印度人的想法。”印度的英语精英和印度普通阶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城乡差异，南北文化和政治差异，阶层差异，这三种差异使印度的不少精英也为之焦虑。艾蓓在中国的7年时间里，一直为此感慨：“印度的城乡贫富差距和现代化差距……甚至比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很多。农村的落后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和生活设备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上。”当中国人观察印度的时候，他们的看法往往比印度本国人更加尖锐。“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中国发展太快，在看印度的时候会带上一点轻视，甚至是蔑视。”马加力教授说。这种带有自我优越感的眼光，并不能让人客观地认识印度。
但不论是以优越感、西方尺度还是冷战思维看待印度，印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事实。“不管你愿不愿意，印度是个大国，你必须和它交往。”姜景奎教授说。他认为，印度将来的发展会超过俄罗斯。即使不能完全摒弃西方尺度和冷战思维，也要跳出这些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正视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角色，客观评判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各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印度的认识才刚刚起步。对中国和中国人而言，印度不仅是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也可以是一个充满混乱和生机的灵感，一面镜子—在这当中，我们既能看到我们的优点，也能看到自身惆怅的缺失。
『周末画报』撰文 吴梦启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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